超級英雄與科學教育－史丹利的認真談

這幾年超級英雄電影十分受到歡迎

也因此有許多超級英雄重新翻拍並且給予新的生命

而票房與評價也都相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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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成功的莫過於蝙蝠俠了

Christopher Nolan打造的蝙蝠俠與過去截然不同，相對於過去真人卡通片的手法，新的蝙蝠俠讓人感覺到他是有血有肉的。

(右邊這位就是Christopher Nolan啦，他跟Leonardo Dicaprio外表就像對兄弟一樣)

由於童年父母被殺的陰影，Bruce Wayne決定深入了解罪犯的心理以打擊犯罪，他開始浪跡天涯並嘗試偷竊等犯罪行為，最後甚至進入監獄裡與罪犯們一起生活，接著還遇到一位忍者師父並展開武術指導、炸藥使用、隱藏行蹤等戰鬥訓練。

而身為豪門之後，他有足夠的財力去添購各式行頭，加上家族企業經營範圍包山包海，能擁有先進裝備去「野外探險」也就相當合理了。

這樣的敘述方式讓人相信，也許周遭真的會有一位蝙蝠俠，畢竟他是有可能打造出來的。

你說我電影看太多?那你應該先看看下面這位青年才俊的介紹

他如果說自己是超級英雄，應該也很難有人反對吧 ><"

神人全紀錄：http://disp.cc/b/163-3HOm

近期上映的蜘蛛人也是重新翻拍的作品

相對於Tobey Maguire版本的蜘蛛人，Andrew Garfield版本也似乎更有說服力。

新版本的蜘蛛人手腕射出的絲是來自於類似手錶的蜘蛛絲發射器，與過去從身體裡產生絲不一樣，而這個發射器與可射出的絲則是他老爸的發明。另外新版蜘蛛人在沒有蜘蛛絲發射器之前，就有愛玩極限運動的習慣，所以之後他靠著蜘蛛絲在城市中飛簷走壁也就不意外了。

上述兩部電影跟科學教育有什麼關係?是不是扯太遠了呢?

慢慢來切入一下重點

這位仁兄大概6、7年級生都不陌生，說他是小男孩們的科學啟蒙老師應該不為過，每個小男孩們都想擁有一把瑞士刀，每天就是把東西拆開再組起來，想要探究裡面的秘密。

這不過就是一部影集阿，怎麼會對科學教育有任何幫助?

重點在於他的可能性，劇情雖然都有一點扯，但很多設定都是符合科學的，甚至當時很多科展都是以他的劇情為背景來做實驗的。

觀察外國人拍電影或戲劇，其實他們都會做很多的考究，不是真的完全天馬行空。

以阿凡達為例，劇中的納美人語言，是由南加州大學的語言學家創造的，納美語大概有1000個詞彙，其中有30個是由導演James Cameron加入的。

那鋼鐵人的科技又是否可行呢?似乎也不是完全不可能，至少他們真的做出一個可以集中風力射出的手套了

那蜘蛛人裡面這個衰敗演算法呢?他不是真實的，但也不是隨便亂掰的，它是由明尼蘇達大學教授Jim Kakalios設計的，這教授甚至開設了一堂名為「漫畫裡的科學」的大一選修課，Kakalios在課程摘要中甚至聲稱，他對科學的認識全都是來自於漫畫。

他曾經把物理應用在一九七三年的蜘蛛人漫畫情節中，解釋出蜘蛛人女友的死因。當時蜘蛛人Parker的女友Gwen Stacy被綠精靈自橋上推落，蜘蛛人雖在Stacy落水前一刻將她救起，卻赫然發現她已經斷氣。雖然蜘蛛人大感震驚，但Kakalios可一點也不意外。Kakalios應用牛頓第二運動定律，並計算她在瞬間由時速一百五十二公里變為靜止時所承受的重力，推算出她的重力加速度，因此Stacy會摔斷了脖子並不奇怪，這也成為Kakalios的考題之一。

Kakalios還特別錄製影片來解說「衰敗演算法」的由來

Kakalios還出了一本書，書名叫「The Physics of Superheroes」，不過只有英文版，沒有中文版~

究竟是怎樣的文化及教育背景，推使他們會這樣去做呢?

來看看MIT的瘋狂物理教授是怎樣上課的吧~

Walter Lewin是研究X射線天文物理學的權威之一，他在MIT任教逾卅年，發表科學論文超過450篇。

但花去他最多心力的，卻是開設在大學部的三門基礎物理課。Walter Lewin一直嘗試將物理活生生地呈現在學生面前，以幫他們用不同的角度看這世界。

Walter Lewin在《我在MIT燃燒物理魂》詳述他如何把毫不客氣地自己的身體當成實驗器材，上課時經常像魔術表演或玩命的特技。他在教室裡變出一片藍天及一朵白雲；教你在手上做出一道彩虹上或者在課堂上對著兩個油漆罐開槍，以證明水是無法壓縮的，但是空氣可以；甚至將自己充電到卅萬伏特，讓頭髮全都豎立起來，然後告訴學生：高電壓本身並不會致命，關鍵是穿過身體的電流有多少……

Walter Lewin在荷蘭出生、長大，1965年於德夫特理工大學（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 Deft）拿到物理博士學位。1966年他到MIT擔任博士後研究員，同一年成為助理教授，並在1974年升任正教授。他是猶太人，童年時經歷二戰大屠殺，他有不少家人死於納粹集中營。他從荷蘭到了美國，讚嘆美國學術界的開放自由和誠信至上，順便批評了荷蘭大學的官僚和僵化，這一點我想台灣學界應該也能感同深受吧。

《我在MIT燃燒物理魂》這本書最大的意義就是對大學教育的啟發！MIT的學生平均智商冠全美各校，我們也不需要懷疑MIT的學生除了智商和成績，還要展現多大的學習熱誠才能弄到入學許可。面對這些智商超高又學習熱誠旺盛的學生，Walter Lewin居然還花費了他大量寶貴的時間設計出一套又一套的把戲來向世界最頂尖的學生展示物理學之美來感動他們，這份用心和熱誠又更難能可貴了！

看到這些大師對教育的熱誠，再來看看教育部的五年五百億為台灣的大學帶來了什麼，除了極大部分是用在研究上，有多少是直接或間接用在教學品質的提升？教育部不是管教育的嗎？補助研究不是主要是國科會的職責嗎？國外名校之所以頂尖，是因為用頂尖人才去教育出頂尖人才！像Walter Lewin、Michael Sandel(《正義 - 一場思辨之旅》作者)和Richard Feynman(《別鬧了，費曼先生》作者)這些研究做得一流，可是還盡心盡力在教育的教授，到台灣的制度下恐怕只會被當作是笨蛋而大受打擊吧！

其實台灣大學生原本的素質其實一點也不差，尤其是在理工方面。台灣比美國差的，不是學生的素質，是在大學教育的整體素質。而這幾十年在大學裡增加投注的資源，有多少是讓學生獲得一流的教學資源，以及讓有心教書的教授有更好的教學獎勵呢？

網路上有個故事是這樣的：

標準答案死得快！

二次大戰時，美國軍方委託著名的心理學家桂爾福（J. P. Guilford）研發一套心理測驗，希望能用這套東西挑選出最優秀的人，來擔任飛行員。結果很慘，通過這套測試的飛行員，訓練時成績表現也很亮眼，可是一上戰場，三兩下就被擊落，死亡率非常高。

桂爾福在檢討問題時，發現那些戰績輝煌，身經百戰打不死的飛行員，多半是由退役的『老鳥』挑選出來的。他非常納悶，為什麼專業精密的心理測量，卻比不上『老鳥』的直覺呢？其中的問題在哪兒呢？

桂爾福向一個老鳥請教，老鳥說：『是什麼道理，我也說不清。不如你和我一起挑幾個小子看看，如何？』
『能夠這樣是最好不過了。』第一個年輕人推門進來，老鳥請他坐下，桂爾福在旁觀察、紀錄。

『小伙子，如果德國人發現你的飛機，高射砲打上來，你怎麼辦？』老鳥發出第一個問題。
『把飛機飛到更高的高度。』
『你怎麼知道的？』
『作戰手冊上寫的，這是標準答案啊，對不？』
『正確，是標準答案。恭喜你，你可以走了。』
『長官，只有一個問題嗎？沒有其他要問的嗎？』
『你沒有問題，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的。』
『是的，長官！』
第一個菜鳥走出去後，進來第二個菜鳥。

他剛一坐下，老鳥問了同樣的問題：
『小子，如果該死的德國佬發現你的飛機，高射炮打上來，怎麼辦？』
『呃，找片雲堆，躲進去。』
『是嗎？如果沒有雲呢？』
『向下俯衝，跟他們拼了！』
『你找死啊？』
『那搖擺機身呢？』
『是你開飛機還是我開？書，你都沒看？』
『長官，你說的是作戰手冊嗎？』
『對，難道叫你看《靈犬萊西》？』
『作戰手冊我有看，但太厚，有些記不清。長官，我愛開飛機，我要替美國開飛機。但讀書對我像讀食譜。』
『什麼意思？』
『我煎蛋、煎牛排都行，我還會幫我老媽烤蘋果派。但要我像食譜那樣講出1、2、3，我就搞不懂了。??
『好，你可以下去了。』
『長官，我是不是說錯什麼？』
『菜鳥，現在不要問問題。』

等菜鳥走出門，老鳥轉過身來問桂爾福：『教授，如果是你決定，你要挑哪一個？』

『嗯，我想聽聽你的意見。』
『我會把第一個刷掉，挑第二個。』老鳥說。
『為什麼？』
『沒錯，第一個答的是標準答案，把飛機的高度拉高，讓敵人的高射炮打不到你。但是，德國人是笨蛋嗎？我們知道標準答案，他們不知道嗎？所以德軍一定故意在低的地方打一波，引誘你把飛機拉高，然後他真正的火網就在高處等著你。這樣你不死，誰死？』
『噢，原來如此。』
『第二個傢伙，雖然有點搞笑。但是，越是不按牌理出牌的小子，他的隨機應變能力反而越好。碰到麻煩，他可以想出不同的方法來解決，方法越多，活命的機會就越大，像我這種真的打過很多仗沒死的，心裡最清楚，戰場上發生的事，作戰手冊都沒有。只有一樣跟書上寫的一樣。』
『哪一樣？』
『葬禮。只有這樣兒跟書寫的一字不差。作戰都靠背書，那你只能戰死，找不到答案！』

桂爾福經此教訓，重新改造他的測試。新的測試就會問：『如果你有一塊磚頭，請說出50種不同的用途？』這類激發創意的問題。不但為美國選出真正優秀的飛行員，也因此創造了『創意測試』，成為現代創意活動之父。

人都有惰性，碰到問題，總會用最快、最簡單的方法來解決。最好有個標準答案，是以前人用過就有效的，這樣就不用花腦筋去想。久了成為習慣，就不會去思考新的可能。現代教育最大的問題，就在『標準答案』。為了做評量的方便，為了表面的公平，標準答案就是最好的尺，最準的秤。快又簡單，沒什麼討論空間，只有對與錯，一翻兩瞪眼。

當孩子習慣了一個問題，一個標準答案，他就會停止尋找。這就會發生如洪蘭教授說的，當她先告訴學生舊的理論，然後再說舊的已經被新的理論修正或推翻，這時學生會憤憤不平的塗掉剛剛抄的筆記，好像在對她抗議：『為什麼不直接講正確的答案？幹嘛找麻煩？』

如果你相信只有一個標準答案，你不只會停止尋找，在你有了一個標準答案，你就會停止思考。